比如耐克鞋，最早是让台湾的宝成集团做代工，然后1989年的时候宝成在东莞建立裕元集团，很快耐克就提出，不能把代工厂50%以上的产能放在同一个国家，风险太大。台湾科技发展超前领域台湾工业体系是依托于出口加工业发展起来的，因为资源等众多原因限制，其重装备制造业难以有发展优势，科技优势主要集中在有深厚积累的电子产品领域。
疫情过后，会不会有很多制造企业撤出中国？
评论员鑫鑫：如果能够复工，冲击很快就能过去，如果不复工冲击就会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会想到既然中国会受到这么大的风险影响，应该把供应商从中国搬出去。实际上把供应商搬到海外去这种做法并不是在疫情的时候才出现的，甚至也不是贸易战之后才出现的。比如耐克鞋，最早是让台湾的宝成集团做代工，然后1989年的时候宝成在东莞建立裕元集团，很快耐克就提出，不能把代工厂50%以上的产能放在同一个国家，风险太大。
所以1992年宝成就在印尼成立了分公司，1994年又在越南成立了新代工厂。从2008年之后，中国大陆这边代工厂的产能陆陆续续都在往越南代工厂转移。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多点布局早就已经在做了，不是到今天才开始。但如果说因为多点布局中国制造业就玩不转，那么早就该玩不转了，但答案并不是这样。为什么答案不是这样？新一轮的美国科技创新带来了新经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然后在中国拉动出一种供应链网络的演化模式，而这种供应链网络的演化模式几乎延伸到了生产当中的每一个环节。
随便拿一个产品来说，比如口罩，口罩没多复杂，但是它的鼻梁条也都是外包的，没有哪个口罩厂自己做鼻梁条。复杂产品更是会大量外包，比如，苹果会把手机生产承包给富士康，富士康作为一级承包商，会去歌尔买声学系统，歌尔就是二级承包商，歌尔又会去某厂定制模具，去某厂购买金属线，这些属于三级承包商，三级承包商又会去其他厂家买别的东西……一种复杂商品有十几级甚至几十级承包商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当市场规模足够大，分工程度就会发展到足够深，供应商就可以做特别专门化的事情。打个比方，饮料市场如果一年只有十万瓶的销量，那专门做瓶盖的厂家是活不下去的，但是一旦到了年销量上亿瓶，只做瓶盖的厂家也可以活得下去，甚至能活得还不错，但是它对整个网络的依赖就会特别高，厂商无法脱离开网络独立生存。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一二三四级，一直到几十级供应商，越往下面层级的供应商，对于整个网络的依赖度就越高，跟整个网络的嵌合程度就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