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看电影中那些明显有用心的细节。 大卫·波德威尔曾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中阐述道：“港片像大部分亚洲流行文化一样，都会有幼稚得无聊的时候。”比如《重庆森林》里的警察家里放满猫咪毛公仔，比如《全职杀手》中反町隆史为心爱的女孩集齐世界各地史努比公仔;比如《热血最强》中拖着充气沙发到处跑的杨采妮。“港片纵然不像日本娱乐文化，要么是极致暴力要么是看腻人的趣致物事，但两者通常就会认为长大就是要具有侵略性，而温柔的惟一方式，便是倒退回童稚状态”，这在日韩暴力电影名家北野武、金基德作品中亦常有见。
电影《使徒行者》中这种“童稚状态”尤其凸显。阿蓝(张家辉)和少爷(古天乐)双雄刚出场，就撒开手大玩“整蛊”——逼对头东友集团Boss跳伞，随后嚣张飙车、滑板打鼓，魔方弹球，办公桌后的柜台摆满咸蛋超人公仔收藏，威胁炸弹实为八音盒，都透着股浓烈的老顽童气息。 但在《使徒行者》里，这些玩具的用途还不仅限于雕琢人物。
当QSir在面对阿蓝和少爷这双真假卧底，头大理不清头绪时，咸蛋超人公仔身上暗藏监视器，魔方的旋转位置都恰到其份地推动了情节进展。 而且，玩具角色中也有互文隐喻。在少爷(古天乐)与Q Sir通完电话后，将手中公仔丢进了垃圾桶。而这只公仔，正好是日本的漫画形象“电脑奇侠”，身体左蓝右红的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位徘徊在正邪之间的悲剧战士。
“电脑奇侠”被丢弃的细节，事实上呼应了阿蓝(张家辉)的卧底身份，同时也暗示其悲剧结局。可见细节的匠心獨運。 电影和电视剧的相同之处，是女人。电影《使徒行者》虽然是“双雄”模式的男人戏，但女性角色亦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延续了电视剧的人设，佘诗曼饰演的钉姐，古怪机灵又擅于斡旋，是男性社群得以连结紧扣的关键“粘合剂”，她这条线不但串起了Q Sir、邵志朗和蓝博文，还有剧集里笑面虎“反派”欢喜哥，凑足一盘棋。
这个角色功能类似《无间道2》中刘嘉玲饰演的大嫂Mary，《窃听风云3》中的叶璇。不同的是，以上两者在男性情谊里，最后都变成搞破坏的“搅局者”，而钉姐则单纯是起维系作用，而且还一人之力抗下了全片笑点。 张慧雯饰演的保镖小英，可以对比电视剧中卓Sir的外甥女，是被归入男性社群的“义气”领域，模糊性别的存在，类似《PTU》系列中的警官邵美琪。
很多观点认为，香港电影的跨文化力量主要来自其暴力元素。无论李小龙、成龙，吴宇森到杜琪峰，都是以暴力这种官能感受打造了香港电影的招牌。电影《使徒行者》里也有几场激烈的枪战，场面火爆，子弹横飞，构建了暴力快感的源泉。 其中一场枪战设计在巴西，进行毒品交易和枪战。巴西里约热内卢，我们早早在《上帝之城》、《菁英部队》、《人类之城》等影像作品里，见识过其暴力泛滥的虎狼面目，动荡不安的底层世界贫民窟画面。
《使徒行者》中阿蓝和少爷刚开始跟毒枭交易的时候，镜头扫过几个当地“毒枭”，搭配这种荒唐粗砾的张狂环境，确实增强危机感。再加上开始几个航拍镜头吊高期待，如果出现类似《飓风营救2》在伊斯坦比尔那样，大街小巷的追逐戏份，巷战险隘的空间容易调动氛围。 结果冲突爆发后枪战的场景切换却单薄，而且相对开阔，人物变成了视觉的附庸——两个白衣服人夹在红蓝车中间，搭配后面的花样涂鸦，引得人注意力全在颜色上。
再加上个汽车炸弹(跳戏到狂人皮埃罗?)问题还倒不是说明亮的画风不行，而是一种整体不协调的观感。据说服装方面还特意请奚仲文来打造。 但是这些细节根本服务不到电影的情感构建。 因为匠气重，过分精致，反不见兄弟情谊，以致最后阿蓝被车轧过，少爷跪地叩头，无法铺垫足够的悲情力道。提到悲情英雄，还是会怀念当时《英雄本色2》最后三兄弟遍身血坐沙发，视死如归的个人英雄主义感。
故事与剧集关联不多，即使没看过剧集也无碍。只不过，这样一部在场景服饰上“用力太猛”的警匪片，显得重心失衡。反倒使得人物内心感情被过重的匠气给洗淡，纵有创新意识小聪明，不见义气雄心。该剧聚焦在灰色地带下挣扎求存的警队卧底生活。因警队高层的离奇死亡，与死者联系的五名卧底全部失踪，他们掌握着警队的高度机密，谁是卧底？谁是黑警？是敌是友，难以分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