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黑奴依然大部分属于尼格利陀人种，也有一部分辗转来自北非，称为“僧祇奴”。一般认为“僧祇”是马来群岛和唐人对非洲黑人的称呼，“僧祇”即桑给巴尔人。“昆仑奴”的数量在唐朝非常可观，且极受欢迎。当时雇工届流传着一句行话，叫做“昆仑奴，新罗婢”，新罗的婢女类似于今天的菲佣，因为受过专业训练，乖巧能干，很受欢迎。
而“昆仑奴”因为体格健硕、性情温良、踏实耿直、忠诚勇敢，在豪门贵族家庭非常吃香，往往成为抢手货，而当时上街能带两个“昆仑奴”保镖陪伴，是一件相当“拉风”的现象。也正是在唐朝，“昆仑奴”开始正式走进中国的文学，在大量的唐诗、传奇中对他们都有描绘，其中裴铏创作的传奇小说《昆仑奴》对其形象刻画的最为生动，时至今日仍不失为佳作。
两宋及元朝，与海外诸国的交往非常密切，人员往来频繁，中国境内依旧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黑人，尤其是在元朝。至于明朝，情况比较复杂。明初朱元璋颁布“禁海令”，中断与海外的交往并驱逐外国人，黑人数量锐减。然而等到成祖朝，政策为之一变，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与印度洋沿岸和非洲东岸国家的来往，这些地区的商人来中国经商的很多，并带来一定数量的黑奴。
这些黑奴或在船上服役, 或赠给官方, 或卖给私人作奴仆，因此明朝时期广州、南京等地有较多黑人定居。然而，宣宗朝政策再变，重拾严厉的“禁海令”，黑人的命运再遭挫折，或被迫离境，或融合于汉族之中，再没有大规模输入的现象出现，黑人逐渐在中国销声匿迹。清朝因袭明朝的“禁海令”，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黑人在中国再次出现，并主要聚集在广州。
这些黑人主要来自中东、非洲等较落后的国家，一般从事外贸生意，主要从广州倒卖落后的数码、电子产品和服装皮革到他们国家。开始他们只是暂居广州，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他们生意的扩大，逐渐变为定居，同时将老家的亲属也带过来，使得广州的黑人数量呈“爆炸式”增长态势。据统计，在广州的黑人数量已经超过1.6万（官方数据），并以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广州黑人数量倍增的背后，是一系列的管理和种群融合难题，黑人与当地市民的隔阂在不断加深，而对黑人的体味、生活习惯和外形作风的不接纳，构成了这些隔阂的主要基础。
有抽样调查数据称，有69.8%的黑人采访者不愿意和当地人同住一小区，82%的采访者对现在的居住环境不满；而国人一面，有86%的广州白领和65%的学生对黑人持排斥态度，有82.9%的市民表示不愿意和黑人同住一个小区，而在小北路、三元里一代居住的中国人，认为黑人是治安隐患的基本上成为坊间的共识。当然，除了这些，与黑人间失败的涉外婚姻令许多中国姑娘处境尴尬，这些新闻屡见报端，更是增加了国人对黑人的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