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基本上是一个癫狂的全民狂欢的时代，这本书出现绝非偶然，它迎合了当时人们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不管明天如何，就要今天快乐，该吃吃该喝喝，不管别人怎么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子》中杨朱的理论，也有可能是魏晋时代的人写的。儒家哲学认为人性是善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就是自律与道德，为了道德就要遏制甚至消除人性中的欲望冲动，但《列子》认为这完全错了，人的自然本性在于追求享乐，并把人的感官快乐看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遏制欲望就会不快乐。
而人生应该抓住当下的每一个幸福时刻及时行乐，其它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列子杨朱》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故事。子产是郑国的宰相，是很有名的儒家人物。但他有一个好酒的兄长，还有一个好色的弟弟。好酒的哥哥叫公孙朝，革命小酒天天醉；好色的弟弟叫公孙穆，除了美女之外六亲不认，常常春宵苦短夜夜狂欢。子产为此深感忧虑，劝说兄弟俩要戒除欲望，否则“性命危矣”。
但公孙朝公孙穆兄弟不以为然，反过来讽刺子产，说他不懂得“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道理，他们说：“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 意思是说，“生存难得碰上，死亡却容易到来。
以难得的生存去等待容易到来的死亡，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你想尊重礼义以便向人夸耀，抑制本性以招来名誉，我以为这还不如死了好。为了要享尽一生的欢娱，受尽人生的乐趣，只怕肚子破了不能放肆地去喝酒，精力疲惫了不能放肆地去淫乐，没有时间去担忧名声的丑恶和性命的危险。”子产兄弟二人认为，既然好不容易来到世上一遭，那就要抓住机会及时行乐，不必要担心明天的太阳是否会升起，只要我今天开心就足够了。
《列子杨朱》还给人们算了一笔账，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遣，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一百岁，是寿命的极限。能活到一百岁的，一千人中难有一人。
即使有一人，他在孩童与衰老糊涂的时间，几乎占去了一半时间。再去掉夜间睡眠的时间，去掉白天休息的时间，又几乎占去了一半。加上疾病痛苦、失意优愁，又几乎占去了一半。估计剩下的十多年中，舒适自得，没有丝毫顾虑的时间，也没有其中的一半。那么人生在世又为了什么呢？”在《列子杨朱》看来，生命短暂，人生的价值就是抓住时间的尾巴及时行乐，所以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功名，不在于富贵，而在于“声色”，就是那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声色”，这就是列子的人生价值观。
儒家和道家都认为欲望不可放纵，因为纵欲伤身寿命就不能长久，但列子认为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人要是总为明天的快乐而废掉今天的快乐，一天天下去永远没有快乐的时候，如此低的生活质量，活的越久就越痛苦，因此快乐的方法是把握住今天的快乐，活一天乐一天，天天快乐，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列子杨朱》还点明了人们总是活着很累活得不美的四大原因：“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民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百姓们得不到休息，是为了四件事的缘故：一是为了长寿，二是为了名声，三是为了地位，四是为了财货。有了这四件事，便害怕鬼神，害怕别人，害怕威势，害怕刑罚，这叫做逃避自然的人。
这种人可以被杀死，可以活下去，控制生命的力量在自身之外。不违背天命，为什么要羡慕长寿？不重视尊贵，为什么要羡慕名声？不求取权势，为什么要羡慕地位？不贪求富裕，为什么要羡慕财货？这叫做顺应自然的人。”原来只要是能满足身体快乐的才是真正的快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住大别墅穿漂亮衣服，美食美酒在手，美女在怀，此乐何极！总之，《列子杨朱》认为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不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只求当下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