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这种脑回路出现在一位当代的诗人身上，更让人觉得遗憾。诗人的头脑，本来应该更活络，更有想象力一点。诗人应该超前时代一点，而不是落后时代一点。二其次，农民诗人，就必须得写农民生活的痛苦、对小康生活的向往吗？这个不对。老诗人大概下意识地觉得，农民生活就该痛苦，就该向往“小康生活”，向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看看春晚，唠唠谷子麦子麻之类。
那么我农民不向往小康生活行不行呢？我偏向往小资生活行不行呢？老诗人的答案是不行，你凭什么，你一个农民你不向往小康向往什么。这也是一种比较老土和过时的思维习惯。它骨子里认为每一个阶层，都必须打扮成同一个样子，操着同一套语言，怀抱着同样一套期盼和梦想，才显得妥当。农民诗人就必须关心奔小康，贫困户作家就必须关心温暖进社区，农民工歌手就必须关注欠薪问题和户籍改革，00后写作文就得写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这种思维方式，大概和老诗人的成长年代有关。像评论员廖伟棠说的，这难免让人想起他们曾经消耗青春的那个时代。当然，“艺术源于生活”，一个人写自己生活里的事，更容易深刻。可这不是谁规定的，这是可以违反的。我一个农民工歌手，我唱个滑板鞋怎么就不行，或者我唱个美国大选怎么就不行？三再说余秀华。她最关注的是什么痛苦？最向往的是什么生活？我觉得在她的诗里，最关注的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心灵和身体的痛苦，最向往的是作为一个女人更好的生活。
这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没有。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 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我爱你》按我理解，这是一个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女人的心事，坚定却又胆怯，爱着却又畏缩。他喝醉了酒，他说在北京有一个女人 比我好看。没有活路的时候，他们就去跳舞——《我养的狗，叫小巫》这确实不是一个农民专属的心事，这是一个女人的心事。
作为一个女人，她最关注女人，不是什么错。四余秀华关不关注“人类的命运”、“祖国的未来”？这个话要分两头说。首先，她其实是关注的。她的诗里，并不乏一些老诗人们喜欢的“大词”，比如《爱》：我会遇见最好的山水，最好的人他们所在的地方都是我的祖国又比如让她火起来的那首诗《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枯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这是不是关注人类的命运、祖国的未来呢？当然是的。
所以我觉得，食指老诗人可能并没有正儿八经读余秀华的诗。其次，还要反过来问一下：一个诗人，是不是非要赤裸裸地关注“人类的命运”、“祖国的未来”？是不是非把诗写成春晚标准才行呢？当然不是。我之前文章里写过，人要关注自己时代的苦难。但千万不要把“苦难”二字理解得小了。女性的孤独、仿徨、嘶喊、无言，也是心灵苦难的一种。
你写宏大的主题，我只写一个女性的心灵，在文学的天空里，我并不比你天然低一档次。现代诗我不懂，古典的稍好一点。举个例子——李清照。她也不大关心“人类的命运”、“祖国的未来”，只没完没了地关心“薄暮浓云愁永昼”、“背窗雪落炉烟直”，只关心“惊起一滩鸥鹭”、“人比黄花瘦”，这可以吗？完全可以。按理说，她的年代正赶上靖康之耻，正是该关注祖国命运的时候。
用老诗人的话讲，李清照岂不是该“活成了笑话”才对。可是“评论界”却一直在坚持“捧红”她。这个女人闪耀在中国词人的苍穹，和陆游、辛弃疾等爱国词人始终并肩至齐。食指老诗人应该学一学金庸先生。金庸先生94岁了，是我们所有人的长辈。他也是真的完全有资格说一声：现在的武侠都是***，但他却没有。他当年揶揄台湾的同行，说他们的武侠小说很搞，他晚年和年轻人也有版权官司，但他对后进的作品，是宽容鼓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