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在《临江仙·送钱穆父》中写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译文:人生就是一趟艰难的旅程，你我都是那匆匆过客，就如在不同的客栈停了又走，走了又停），他虽然官场失意，将人生比喻成旅行一样，把自己比作行人，显示出豁达辽阔的心态。苏轼干活累了要喝酒，“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睛”；烦心了要喝酒，“持杯月下花前醉。
休问荣枯事”；有朋自远方来要喝酒，“我醉方不啜，强啜忽复醒”；想家了要喝酒，“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乐以忘忧更要喝酒，“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苏轼的作品中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的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创了南宋辛派豪放词人的先河。被贬黄州是苏轼思想的重要转折点，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后期又参入了大量的佛、道思想，外儒内佛。
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未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恶和伤感，他在经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虚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完善的意味。他那种谈笑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历经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正是这三种思想合力的结果。
他援佛道入儒，又始终保持正直士大夫的人品气节；儒家道德人格的浩然正气，支撑着佛老的静达旷放，成就其虚静高洁的心态和淡泊超拔的性格，使其一辈子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自适的心态和风流潇洒的气度，为人们树立了一种读书人的理想和人格标准。其三，苏轼一生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苏轼不但在文学上有其卓著的成就,在长期的地方官的岗位上,清廉自守,人品端正, 所到之处，总能融入老百姓的生活，与老百姓共度时艰，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如救灾、治水、请免赋税等。
他在为官的近四十年生涯中，事君，忠于朝廷，为官，爱戴黎民，即使受到贬抑时，也不忘黎民百姓，与黎民百姓同忧同乐。所以，他到任的地方官都留下了佳话。在徐州、杭州做官时，苏东坡吏治一方，造福一方，兴修水利，抗御洪水，作出了名垂表史的贡献，润泽了一方水土。苏东坡任徐州太守时，相当于现在的徐州市长。黄河发生了几十年一遇的洪水泛滥灾害，水的最高端跟城墙的顶端相差不到一尺，只差几寸就漫过去了。
水一旦漫过去，全城就全淹了。作为时任太守的苏东坡，心忧如焚，想了很多办法，指挥城内的居民加固城墙，在城内筑防水堤坝。苏东坡日夜在城墙上奔走，住在城墙，守在城墙。半个月后，城外的洪水仍然没有退下去。苏东坡无奈之下只好求援。当时徐州城内驻扎着一支只有皇帝才能调动的禁军，苏东坡亲自到禁军营中，找禁军首领，要求禁军支援抗洪。
禁军首领，看到率领抗洪的苏东坡，满身泥浆，头发蓬乱，憔悴不堪，十分疲惫，非常感动，破例接受了苏东坡的请求。军民协力终于保住了徐州城。洪水退后，苏东坡虽然知道在自己的任期内，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洪水了，但是，为了防止以后的洪水殃及百姓，苏东坡为此大力修筑堤坝，给老百姓一个平安。苏轼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钤辖时，发现杭州西湖水面被大量水草淹塞了，作为杭州人的西湖已面临不复存在。
老百姓对苏东坡说，这种水草叫“葑”，再过二三十年这种葑草就会把整个西湖淹塞掉。为了保住西湖，苏东坡着手整治西湖。苏东坡组织了大量百姓清理西湖水草淤泥。西湖东西方向有一条白堤，是唐代人留下来的，但南北方向没有堤，且南北有十几里路，绕湖一周比较难行。苏东坡利用清理出来的水草淤泥在南北方向筑了一条堤岸。为了使湖水流动，又在堤上修了六座桥，让湖水变成了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