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当时东北各个部落都处于落后状态，相比较而言，已经成功入主中原的“女真”名号很大，而且，女真有了自己的文字，进入了封建社会，文明程度比较高，而落后的部落部族都愿意自称为“女真”。这应了那句俗话，“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能成为文明相对成熟的富贵“女真”的“贵族”梦，是当时尚处于原始落后状态下，多数部落部族的梦想。
所以，著名的民族历史学家、女真民族历史研究泰斗——孙进己和他的女儿，著名学者孙泓共同编著的《女真民族史》史书里，对明末时期的“泛女真”现象做了如下权威解释：那么，既然是泛称“女真”，都包括了哪些“女真”呢？对此，孙进己先生做了补充解释。至此，问题已经很清晰明了。原来，我们平时都习惯了用“女真”的称呼，但这个最容易“顾名思义”的称呼也最容易让我们犯下“望文生义”的错误，而实际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为什么呢？因为，明末时期的“女真”早已经不是金国时期的“女真”了！他们既不同源，也不同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此女真非彼女真”的历史原因！两个“女真”概念，原来不是一码事。那么，怎样才能不犯错误呢？不混淆两个概念呢？有识之士曾经多次呼吁，在历史教科书里进行明确，势在必行。金国女真和明末女真不是同族，应该成为历史常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却遭到一些“特定人群”的质疑。
他们的质疑，源于一个始作俑者，他就是建州女真部落的首领努尔哈赤，他建立了后金国，因出于特殊“目的”——为了反明，而有意把建州女真和金国女真混为一谈。究其原因，在于努尔哈赤建立“割据政权”，为了延续金国的正统地位，赋予其“叛乱”以合理性。但是，我不能不指出的是，努尔哈赤本是明朝建州卫的指挥使，他后被明朝廷封为龙虎将军。
作为地方割据政权搞叛乱，可以掩人耳目，除了自欺欺人，能有正当理由吗？那么，建州女真的最直接祖先，胡里改人，怎么又变成了“建州”女真的呢？事实上，生活在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开始向南迁移有两个方面的根本原因。一是生活条件太差，苦寒之地，不适合居住。以北山女真为例，他们活动范围较大，却没有继续南下。今天，300多年后，人口依然很少，生活在俄罗斯的楚科奇半岛，除了少数人依然会说通古斯语，多数人开始讲俄语了。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二是受到当地哥萨克人等其它强势部落的压迫侵扰，被迫南迁。而当胡里改人一直坚持向南迁移的过程中，命运多舛。他们在最初来到东北后，尚处于极其落后状态。各个部落之间，相生相杀，一直没有安定的生活状态。元朝末年，胡里改人部落首领带部落进入朝鲜，虽然受封为官，但不断受到朝鲜人的排挤，压迫，一度聚集在边境线一带，还经常和其它“女真”部落不断发生摩擦，部落冲突导致生存环境变差，被迫四处迁徙。
直到明朝建立，明朝开始全面治理东北。《明实录》记载，“永乐二年，置建州卫”。自此，曾经被称为胡里改人的部落，告别了漂泊不定的“北漂”生活，有了固定的生活空间——他们从此可以建设自己的家园了。从努尔哈赤一直到他的父亲和祖父，他们都是明朝的建州卫指挥使。由此可知，一个从西伯利亚来到东北的通古斯部落，的的确确是在明朝廷的关照下获得发展空间的。
尤其是，明朝廷对这些自称“女真”的部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管理制度——三司管理制度。这个制度以“都司和土司”的制度对边疆部落民族实现了优厚的待遇。在东北设置了奴儿干都司，直接管辖边疆部落部族。明朝首创的“三司制度”，是我国最早期的“区域自治制度”，其土司制度被清代保留，对西南边疆部落一直沿袭使用到清朝末年。
享有如此优厚的待遇，建州女真部落却在明朝末年发生了叛乱。在对待“女真”态度上，明朝政府采取了极其宽大的方式、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宽厚仁和，接纳安置了他们。明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甚至远远高于对汉族百姓的待遇。为此，著名清史学者孟森说：“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但是，拥有极大野心的努尔哈赤，不但不领情，为了和明朝分庭抗礼，开始借用了“金国”的称号，史称“后金”。
然后，他以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在一次镇压部落冲突中，被明军误杀为由，编造了“七大恨”的谎言，起兵反叛明朝。事实上，在管辖建州卫的时间里，努尔哈赤完成了统一东北各个“女真”部落的征战。这些，没有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庇护，他是无法完成的。努尔哈赤之所以借用“金国”之名号，一是为了更好地统一东北各个部落。二是为了摆脱部落之间“野蛮落后”的历史。
妄图成为名正言顺的金国继任者，再堂而皇之地成为一个“正统政权”。但其建国号后，发动的“辽东之屠”导致百万汉人被杀，从此背上了恶名。不但如此，他创建的八旗军，长期在明朝关外劫掠袭扰，并多次入关劫掠，最多一次劫掠人畜多达97万。这表明，他们一直不愿意放弃“奴隶制社会形态”，抓回去的人被迫成为“包衣”奴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