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月下雨起，接接连连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日。九月里一场碗大的雹子，方近一千三百里地，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所以才这样。小的并不敢说谎。”根据乌进孝上贡的货物来看，他的田庄很有可能在北方，尤其是在东北。那么，东北又不是江南还有梅雨季节，怎么可能从三月下雨到八月，没有连续晴过五天。
而九月的冰雹，又怎么可能涉及范围高达一千三百里地，就算三四十里都是很惊人了。看看，乌进孝摆明了就是当面说瞎话。他为什么敢这么说？就知道第一贾珍根本不懂田庄的事情，第二贾珍也拿他没什么办法，换一个人解体乌进孝，可能贪污更多。一个管家贪污到敢在主子面前信口胡说，可见贾府乱到什么地步。此时的贾府，就是一个大家捞钱的场所。
王熙凤、贾琏、大管家等人利用权力大捞特捞，普通仆人哪怕是看门的仆人，也想方设法捞一些，刘姥姥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给钱，看门的都不理会她。甚至连贾宝玉的小丫鬟芳官，在怡红院还没站稳，就可以同柳家的勾结，搞利益输送了。任何一个大家族再有钱，也架不住这么多人来贪污刮钱的。就算贾府每年有100万两银子的收入，在这伙蛀虫面前，也仍然会经济困难。
为什么古代要抑商扶农，难道古人不懂钱的好吗？
中国重农抑商的国策从秦朝时就确立了，而确立重农抑商国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重农”十分好理解，毕竟没有人种地，国家就没有粮食吃。那为为什么要“抑商”呢？原因就是为了“重农”跟“重战”。如果一个国家的商业过于发达，那么百姓就会都去搞商业，农民和士兵就没有人愿意去干。如果一个国家商业氛围过浓，那么百姓就会不听朝廷号令，商业寡头就会跟国家争权夺利。
《商君书》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上面这段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世上最苦的工作是当农民，最危险的工作是当士兵。要让百姓去做最苦的工作，干最危险的事，国家就要讲求策略。
人的本性是这样的，活着就要追求利益，死了则考虑身后名声。人民的名利从何而来，国家必须要好好思考。利益从种地而来，那么百姓争当农民；名誉从战功而来，那么百姓人人都是敢死之士。秦国变法后，以“农战”为中心，全国围绕着农耕与战争转，为此专门颁布了《垦草令》、《农耕爵》、《军功爵》等法律。俗说话“惩恶才能扬善”，为了确保人民人人都志心于农耕和作战，就需要打压五类社会蛀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