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始至终，没有人因为改革失败，而质疑范仲淹的能力。人们只是惋惜，如果“庆历新政”成功了，就不会有后来的“靖康之耻”，可惜啊！朱熹说，范仲淹“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这一评价，代表了历代对范仲淹能力的肯定。范仲淹称得上是宋代第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
朱熹：范仲淹是“第一流人物”4道德，是范仲淹做人的底线。他追求功业，追求政绩，追求名声，但是，凡是需要出卖道德做交易的成功，他一概不取。一个改革者，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者，在他生前身后，非议肯定少不了。因为，历史上的改革者，总有或多或少的瑕疵，不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就是在改革的同时为个人揽权敛财。范仲淹却是极其罕见的例外。
同是改革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身后毁誉参半，而范仲淹则是“名节无疵”，堪称完人，为什么？范仲淹的搭档韩琦，对他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是的，范仲淹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改革者，更是一个烛照古今的贤者、圣人。他的政敌，即便想诋毁他，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在“庆历新政”推进期间，政敌们联手说，范仲淹在朝中结党。这一指责不得了，直接触碰到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宋太祖赵匡胤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代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不是官员搞贪污、不作为，而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
宋仁宗也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的一条家法，一道底线。朋党的指控，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连宋仁宗都不忍直接定罪，而是给范仲淹一个澄清和解释的机会，他想听范仲淹怎么说，就故意问：“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面对这个问题，精明的改革者，为了改革事业继续推进，抑或为了保住个人的权位，肯定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君子不党”。
那么，范仲淹是怎么回答的？他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没错，范仲淹心胸坦荡到这种程度，竟然当着皇帝的面，承认了结党的事实。他的道德感，强烈到宁可死，也不愿说谎。
代价当然是惨重的。范仲淹结党，成了压垮改革的那根稻草。他没办法，但也从未想过以突破道德底线的手段，去挽救这一切。难怪朱熹说，范仲淹是天地间的一股浩然正气，是第一流的人物。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不断以往哲先贤的思想、品德和功绩勉励自己。他曾说：“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表达了要像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其高尚的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