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潘志平所言，“以儒家礼义来治国安邦的中国各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强化，中国与‘四夷’的关系，俨然成为森严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此上下尊卑有序的礼义延续或中止，乃是王朝生死攸关的大事。……也就是说，礼义第一，其它都是枝节小事。”为了坚持、捍卫这种礼仪，“中国封建统治者竭尽全力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此论可谓精辟。其次，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影响清朝之中亚决策的因素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相对而言略为逊色。清朝给予外商较本土商人更为优惠的贸易政策即可为证（详见本文第二部分），这一方面是以示怀柔，另一方面也深受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影响。而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中，更多地体现在了清朝在北疆与哈萨克的马匹贸易中，对其他中亚诸部，这种经济利益的影响就要相对薄弱。
如1809年，清帝针对浩罕之言：“汝的买卖货物非我喀什噶尔不可少之物，来也使得，去也使得。”此言虽不尽实，从中亦可见一斑。第三，对新疆稳定的追求。尽管对礼仪的追求有时候会被统治者拔高到一个无限度的境地，但是，无论在任何时候，边疆稳定都是治边决策中起着实质性影响的因素。一方面，新疆对于清朝而言，其战略意义颇为重要，毕竟，这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可循。
正如左宗棠所言，“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於东南……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及其衰也，举边要而捐之，国势遂益以不振，”“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也就是，新疆关乎着京师的安危。
另一方面，清朝虽然历经康、雍、乾三朝数十年，耗资无数得以征服新疆，但这一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在国内存在颇多争议。即使乾隆中期统一新疆，这一争议也未平息，十九世纪后期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可谓这种争议发展的最高潮。这种争议的存在，虽然主要是经济因素的影响，即很多人认为对新疆的行动实为国家的严重财政负担；但是，中国传统的西域观对时人造成的文化上的抵触心理也不可忽视，使之在很长时间内依然将西域视为“无用”之地，人不足臣，地不足守。
如沈青崖诗中所述，西域“寒暄异中华，幅员空万里。有壤不可耕，得民不可使。”因此，如何稳定对新疆的统治、平息这种非议是清帝面临的头等棘手问题，一旦新疆出现边乱，清帝势必会面临更为严峻的舆论压力。由于新疆远离内地而毗邻中亚，与中亚渊源颇深，无论是在民族、宗教、风俗、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都与中亚有着紧密的联系和趋同性，受中亚的影响一向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