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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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
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
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
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