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
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
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
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
”（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
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