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
——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
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
）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