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
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
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
）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
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
